1.1.3 传统出版社会公信力上的优势
传统出版在选题策划、选稿用稿、编辑校对等环节形成了完整、严谨的出版流程，特别是“三审三校”制度更使其展现出一种工匠精神，从而保证传统出版物的质量。数字出版在版权保护、出版标准等关键环节上，还不能达到传统出版的水准。
1.2 数字出版改变了什么？
数字出版不仅改变了传统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而且对未来的文化发展走向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涉及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
1.2.1 文化属性
当前，数字化阅读呈现出快餐化、娱乐化、碎片化、功利化的浅层次阅读趋势。章节、文字段落、图表、概念的数字出版物的阅读具有非线性（特别是“超链接”的设计）的特征，使读者注意力难以集中，不利于严谨的逻辑思考。每天读碎片化东西，不如安心花一点时间读完一本书，这也许是一种很重要的感受。所以，和传统出版物相比，数字出版物并不利于人文修养的深度塑造。
1.2.2 阅读习惯
在感官运用、情感交往、信息获取上，数字出版已经改变了传统纸版的阅读方式。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表明：传统纸质阅读的读者比例下降，半数以上的成年人更喜欢数字化阅读，倾向手机阅读的读者比例上升明显。2022年中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1.8%，较2021年的81.6%提升了0.2个百分点。
1.2.3 思維方式
传统出版将纸张作为物质载体，平面化地展示出版内容；相比之下，数字出版缺少相应的空间感。从出版流程上分析，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内容资源进行整合、编辑，并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立体化地呈现在数字媒介上，数字出版的编辑思维方式相应地正在从平面单线型转为立体多元型。在此过程中，怎样合理地排列组合音频、视频、超链接等技术？怎样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便利性？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数字出版吸纳并超越传统出版的编辑流程。
在科学性上，传统出版的纸质阅读具有很大优势，并且有利于抽象思维。虽然数字出版具有阅读方便、快捷的技术优势，但是，由于数字出版内容参差不齐，学术价值和学术声誉总体上尚难与传统出版比肩。
毫无疑问，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存在着博弈，但是，这场博弈既不是数字出版的速胜，也不是传统出版的失败。立足出版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展望出版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两者的深度融合才是出版业的必由之路。
2. 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融合
2018年，出版业转型融合持续深入。出版单位对融合发展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纷纷围绕“出版融合”进行规划布局，借助新技术、新形态和新媒介，在内容、产品、品牌、模式等方面持续探索，创新能力有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传统出版机构正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契机，改革出版管理体制，整合出版机构，推进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融合。
2.1 政府促融合
2.1.1 制定相应的产业规划
当前，越来越多的传统出版机构试图通过数字化转型成为数字出版主体。事实上，我国通过数字化成功转型的传统出版机构还不是很多，需要政府通过颁布政策的方式，规范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融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各级宣传管理部门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配套落实政策措施，推动媒体融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政府主管部门通过颁布政策、制定法规等方式，为促进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以高等教育出版社为例，1999年，其整合成立了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2000年，开启数字出版；2007年7月，集成原来上百个课程网站、十几个学科网站正式对外开放。另外，商务印书馆也于2005年10月开启了数字出版业务，2006年9月推出了“工具书在线”，发行《新华写字字典》《新华正音词典》《新华拼写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的数字版。
2.1.2 完善数字出版法规
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出版行业的规定，但现有相关法规还不能满足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更没有形成健全的数字出版保护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等法规。另外，由于在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版权等方面没有相关的法规，缺乏健全的技术认证机制和数字化发行标准，导致数字化作品的版权归属纠纷时有发生。例如，匿名发表的数字版网络小说、音乐和美术作品不能明确作者身份，给盗版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进一步建立健全数字出版法规及其相关制度机制势在必行，正如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张洪波所主张的，“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对数字出版的整个链条进行梳理，推动解决作者授权、授权通道、数字出版技术标准、数字出版资源的重复建设和浪费、国家统一数字资源平台的建设、商业模式、结算方式、第三方监督机制等问题”。
2.1.3 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
与传统出版相比，数字化出版具有出版周期短、时效性强的特征，要求编辑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编辑、校对、发布。所以，传统出版业要完成数字化转型，编辑需要学习和掌握相应的数字出版技术，使选题策划、约稿组稿、编辑校对、出版发行等都实现数字化。2008年，北京印刷学院设立了我国首个以数字出版为名的专业——传播学（数字出版传播）。2009年6月，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先后与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订了博士后培养协议，推动了数字出版理论人才的培养，但是，从我国数字出版行业蓬勃发展的需求来看，数字出版的技术操作人才依然匮乏。
2.1.4 建立统一数字出版标准
严格的技术标准是我国数字出版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我国数字出版标准化应该和国际标准接轨；另一方面，我国应积极将国家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2010年4月，我国正式向国际标准化组织申报并递交基于MPR编码的国际标准提案——《国际标准文档关联编码（ISDL）》；2011年5月，ISDL成为我国首次申请的国际标准项目，标志着我国在文献标准领域走在了国际数字出版前列。我国数字出版转型较早的传统出版单位，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等，正在进行数字出版标准的可行性研制工作。201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制定的国内第一套科技类图书内容结构化标准（HEPBOOKDTD），有利于使同一结构化内容通过不同发布模板和工具自动发布到纸介质、网络、光盘以及手持阅读设备等多种载体，实现跨媒体出版。
数字出版标准体系、数据类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升级。2005年5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批准PDF作为国际上通用的数字期刊文档格式，该格式不仅支持XMI，而且对内容的使用范围分层授权：可以打印、不能打印、可全文拷贝、可部分拷贝、只读等。有些数字期刊仍然采用传统纸版刊物的双栏排版，读者自上而下地阅读左栏以后，再回到页面的最上端阅读右栏。实际上，数字学术期刊的排版不必受传统纸质期刊的排版约束，而是按照电子阅读的方式排版，以通栏排版的方式提高读者的阅读舒适度。
2.2 产业自身的融合
2.2.1 调整各自的定位
传统出版如何转型？朝什么方向转型？一些传统出版社转型方向不明确，缺乏对商业模式、生产流程、人才储备的规划，更缺乏对策划、生产、营销、发行等环节的整体布局。面对数字出版的冲击，传统出版应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找准定位，明确哪些内容适合做传统的纸质出版，哪些内容做数字出版更有优势。传统出版要充分利用以往的优势内容资源和现有的品牌资源，对畅销书、常销书品牌进行数字化改造和立体化开发，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出版，促成内容资源的二次营销，提升盈利空间，推进传统出版业转型。
有学者指出：“如果拥有本版教材内容独家资源，且具备一定市场份额，可以围绕教材开展数字产品开发，结合教材发行配套销售。”自2014年以来，科学出版社先后推出“中科医学资源库” “Course Gate教育云平台”“科学文库”“SciEngine中国科技期刊国际传播平台”等多款知识服务产品，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中文在线在数字图书馆领域有着十多年的积累，2012年以来，签约知名作家、畅销书作者2 000余位，和国内400余家版权机构合作，已拥有驻站网络作者超过10万名，成为我国最大的正版数字出版内容提供商之一；其“书香中国”系列互联网数字图书馆已覆盖全国30 000余所中小学，数字图书馆覆盖全国超过3 000所中小学。
2.2.2 建立合理的盈利模式
传统出版机构把内容资源出售给数字出版商，实际上等于把核心资源、主要利益拱手相让，例如，很多大学学报的数字资源被中国知网收录，所以，核心资源一定要坚持自主开发。数字出版初期资金投入很多，这种资金的付出甚至无法盈利。事实上，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之间是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以纸版学术期刊为例，纸版学术期刊上网数字化的同时，也提高了纸版学术期刊的知名度、学术声誉，提高了数字期刊的附加价值，因此，应该逐步推广更多的数据库等数字出版内容的免费使用。例如，美国马萨诸塞州耳眼专科医院（Massachusetts Eye and Ear Infirmary）免费开放了眼科学的数字期刊（Digital Journal of Ophthalmology，http：//www.djo.harvard.edu），通過数字期刊提高了医院专家的知名度，从而提升了医院的盈利能力；但是，这种合作还存在现实问题，因为随着数据库盈利的增加，纸版学术期刊也要求经济回报。由于纸版学术期刊不能介入文献数据库的下载量统计，无法提出准确而合理的利润分成比例，所以，两者合作的起点是不公平的。
2.2.3 产业链的有效融合
数字出版在起步阶段依靠对传统出版资源的数字化获得发展，这在客观上对传统出版产生了广告效应，提高了传统出版物的销量。传统出版一度被当作内容提供商，而数字出版则被定位为内容服务商。仅仅依靠传统出版、数字出版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实现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完整运行，所以，应该建立传统出版、数字出版技术厂商、渠道运营商三方联合的数字出版产业链。传统出版把版权转让数字出版后，数字出版可以反复检索的强大功能得以充分释放。电子书能够推动读者重新回归纸质书，这种预见和猜测已经被验证。传统出版行业在纸质出版的同时，可出版配套的电子书，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全球顶尖的大众出版商——兰登书屋在2012年出版的《五十度灰》，仅5个月就大卖5 000万册。兰登每年出版1万种新书，现拥有4万种电子书，电子书收入占全部的22%。
从2010年开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推出了按需印刷设备——“中版闪印王”，现已成功地实现了全球数字化出版合作。作为合作平台，读者可以按需印刷、检索、购买各国的优秀畅销图书，在“中版闪印王”设备上实现流通。和传统的印刷品货物流通相比，“中版闪印王”集成式按需印刷不仅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而且更好地满足世界各国读者的需求。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并驾齐驱、深度融合，可以不断丰富出版形式。
2.2.4 传统出版的数字化
一些传统出版社仅仅通过建设网站、购买数字技术等方式推动数字化转型，这种投入大于产出的做法严重影响了转型的效率，因此，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技术运营商、服务商加强合作尤为必要，例如，采用先进的数字出版技术、新颖的运营手段搭建数字出版平台，推动传统出版资源的二次加工。数字出版产业开发、策划、生产、运营等经验有助于打造数字出版“一站式”运营平台，掌握产业链的主导地位，成为数字平台运营商。借助数字出版的多媒体平台，传统出版将优质内容资源进行数字化出版，扩大读者的阅读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3日推出了“辞海”阅读器，宣告了传统出版数字化的成功转型。2020年1月23日，广东科技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正式发布，首次印刷就超过100万册，免费捐赠纸质图书数十万册；同时，出版方通过二维码将纸质内容与融媒视频、公众号等延伸内容进行链接，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量超过了2 500万人次；在当当、京东、天猫、掌阅和博库等电商平台免费下载该书电子版，下载量超过了100万册。
国际上，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等国际传统出版商借助数字出版的平台，对内容资源进行整合与深加工，并且通过向传统出版提供在线服务和增值服务的方式，完成了向数字出版巨头的转变，实现了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共赢。当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代理商——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就是不经过传统出版商，而是直接和亚马逊公司签订电子版作品合同来授予版权的。
数字出版由于信息容量大、阅读便捷、更新快速等优势，已经成为出版行业发展的新动能；同时，数字出版也存在出版质量缺乏有效保证、版权争端、信息风险、阅读效果不佳等问题，这恰恰是传统出版的优势。为适应出版行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趋势，数字出版应当充分吸收传统出版的优势，利用技术赋能传统出版，同传统出版在互补、借鉴中走向深度融合，推动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说教辅
版权声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需注明！仅用于学习交流，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做出处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